这些声音掩盖了中国社会的制度性缺陷，将危机引向了一个相反的方向。

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事实。

在一个现代商业社会中，普通民众与企业家都是市民阶层最重要的构成部分。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，中国现代化的中心问题，不是民众与企业家的矛盾，而是国家政权与市民社会间的辨证关系。民众与财富阶级的情绪对立与价值观冲突，将极大地模糊中国变革的主要方向。

这样的伤害将是致命的。

汶川地震，从灾害爆发到灾后重建，将经历很长的一段时间。人们将渐渐地从震惊、悲伤和感性冲动中冷静下来。建设，不仅需要口号，更需要理性。国人的爱心已经在地震中得到了极大展现，已不需要被刻意放大。同时，任何人为的撕裂也都是没有必要的。

在某种意义上，地震之后的中国企业家阶层，也亟待一次形象重建。